人口版图正在悄悄改写，山东减了37万，甘肃少了15万，广西走了24万，河南河北常住人口一路下滑，为什么这些传统人口大省突然就不香了？ 答案得从广东身上找。 广东一年新增79万人稳坐第一，秘诀就藏在高质量发展这条路上。 此前《加持台》第119集就聊了这个话题，两位嘉宾把广东的底气说得挺透彻。 节目一开始主持人吴俊瑜就抛出话题：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深圳召开，加快产业与科技互促互强，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，誓要发展成创新型的现代化新广东。 今集聊高质量广东，请来的两位嘉宾，一位是菲律宾圣母大学客座教授郑国君博士，一位是香港城市大学MBA课程协理主任陈凤祥博士。 陈博士先带大家回顾中国和广东的发展之路，从一穷二白走到创新高质量广东，这个速度看回去真的挺惊人。 集中看四十年改革开放，今时今日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，广东尤其明显。 四十年前中国大致上是一穷二白，当时选的深圳、珠海、厦门几个特区都还是山头，发展到今天，这些特区明显起了带领作用，把整个中国带上了改革开放的快车道。 针对部分西方传媒老是强调中国不行了、犯了什么问题、哪些方面不行，陈博士用一个沿用多年的词回应，叫老三样，指的就是服装、家电、家具，这正是四十年前的主打产业。 他回忆，香港从六十年代起工业成功的代表就包括塑胶花和李嘉诚先生，但这类工业早就被淘汰。 往后四十年香港一度以工厂闻名，甚至有女工工厂王后之称，后来这种制造业转到改革开放的深圳特区，香港的制造业搬去内地，塑胶花被淘汰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基本的工业。 再往后香港的金融服务业开始起飞，这也是陈博士四十年前入行的时间。 他忆述当年金融外汇行业极其吃香，从业员的薪酬可以高过CEO。 为什么这么值钱？ 因为二战之后全世界都用外汇，采取固定汇率制度，美国跟全世界说各国不需要自己的汇率，跟美元挂钩就行，国际贸易一律用美元。 可这种战后定位到七十年代出了变化，美国发现背后没黄金撑着，黄金一没，固定汇率就撑不住，由此催生了他当年入行时炒卖外汇这门新业务。 陈博士分析，外汇市场暴涨背后有两大特点，一是这门新业务如日方中一路上升，二是市场需要的人才极度稀缺，大学根本不教你炒外汇。 这两个元素一叠加，业务既变种又值钱。 他自嘲十年前就能退休，年轻从业员薪酬能超过CEO，靠的就是行业无人、大学不教这两大特性。 放眼今天，取代外汇这个位置的，正是本集主题——广东成功的理由：创新。 他说就算西方媒体继续报道中国服装家电行业不行，中国自己也不再看重这些领域，因为这些赚不到钱，要赚钱就得投身最新的创新行业。 用另一种方式说，产业发展可以分四个层次：第一是不加工的渔农业，相当于两千年前一千年前的中国农业社会；第二是一两百年前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机器化生产，一部机器抵一百人；第三是过去几十年香港代表的服务业，无论金融还是地产，都属于可取代且更赚钱的行业；最新且最能引领世界的就是创新，近十年八年最赚钱的手机产业，核心就是科技。 陈博士还把中国创新发展历程归纳成四个阶段。 1.0版是自力更生，改革开放初期没那么多资源，靠的是基本人工、天然资源，也就是钱、人、地三大元素。 2.0版是八十年代对外开放，全球产业链开始联络国际，做低档服装业进入欧美市场表现不错，今时今日部分内地产业还在做欧美水的，日子已经挺难熬，不过这属于正常淘汰。 3.0版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，中国更深度融入国际发展，深圳、广东的电子产业也在这时崛起。 4.0版就是现在讲的高质量自主创新，把大量创新元素密集起来，令今天的广东全面起飞，带领整个中国甚至全世界。 主持人接着请郑博士谈谈中美工业发展的不同和中国的优势。 郑博士说高质量广东这个词让他觉得挺有趣，他试着从外国视角看这件事。 七八十年代或八九十年代美国经常自称东西是高质量的，那时中国还没起飞，正在做有量的东西。 这个做量一直做到2015年左右出了个转折，中国不只是在做量，科研上已经赶过了欧盟。 所谓赶过头，就是中国在科研上的Research Output即科研成果已经比欧盟多了，到2019年更是已经比美国多。 不过郑博士强调，比它多不代表比它好，问题也就出现了，当中国数量上超越美国时，美国已经亮起红灯。 有数据显示，2019年顶尖科研成果中，中国科学家占1.67%，美国科学家占1.62%，中国刚刚过了一点点，过得少不代表全都过了。 关键问题在哪？ 就是中国一向擅长玩量产，从过去的时装家具转向现在的高科技。 做高科技时会出现一个挺尴尬的问题：做十件很容易保持好质量，可做一万件、一百万件、一千万件、十亿件时，怎么维持这份质量？ 郑博士认为这正是国家现在这一刻很自然的一个问题，要是不再搞质，就只剩下量，美国就有机会追上来，因为它现在也不是落后很多，中国也不是领先它很多。 所以在这个位置，要让美国再也追不上，就得开始做量的同时也做质。 他相信20